本文译自：Kevin Wong — A Nanjing Massacre survivor’s story lives on digitally
译者：Sanji Feng
来源：https://cn.engadget.com/2018/01/07/nanking-massacre-usc-shoah-foundation/
1937 年 12 月 13 日清晨的南京，夏淑琴的家门被日军敲得砰砰作响。当时有十三个人正在这座屋檐底下避难，包括那年还只有八岁的夏淑琴本人、她的父亲母亲、两位祖父母、四个姐妹（分别是一岁、四岁、十三岁和十五岁）以及四位邻居。那天一早日本军人就骑马扫荡了整个南京城，因为前夜中国军队已经全面撤退的关系，整个过程中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一点抵抗。
夏淑琴的父亲打开了门，却不料等待他的是被当场射杀的命运。紧接着日本军人又敲死了夏淑琴一岁的妹妹，她的母亲被强暴、杀死，祖父母同样没有逃过一劫，十三岁和十五岁的姐姐在死前也都惨遭蹂躏。夏淑琴自己的手臂和背部，期间也被日军刺了三刀。
夏淑琴和她四岁的妹妹是这场屠戮唯二的幸存者，之后的十天她们都躲在屋子里，只有在夜幕降临、日军去城内别处掳掠的时候才敢出来寻找食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中国、苏联等胜利同盟国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估计在日军占领后的六周时间内，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被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二十万人（此为能确认尸体的数量，中国官方的遇难人数估计是超过三十万人）。共有两万多中国妇女被强奸（未包含幼女和老妇），其中有大部分随后亦被杀害。夏淑琴和她的妹妹后来被邻居们发现并带往了「南京安全区」，一个由留驻南京的外国人士建立起来的避难所。
时至今日，作为越来越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的一员，夏淑琴女士已走入了人生的第八十八个年头。等到她过世的那一天，世间留存的她的经历，将只会剩下历史学家、研究组织从仅有的视频、音频和文本记载中找到的一些点滴而已。
美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是一个专门录制、保存幸存者证言的组织，其在近年推出了一项被称作「证言新维度」的计划。在 2014 年的时候，基金会尝试为一位名叫 Pinchas Gutter 的波兰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他在二战开始时只有七岁）制作数码重现的交互影像。人们在面对影像时可以向画面中的 Gutter 提问，之后 Gutter 的数码重现则会根据内容作答。要实现这一切，前提是必须把语音识别、完整性、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融合到一起。当时基金会对 Gutter 进行了超过二十小时的录制，期间总共提出了一千五百多个问题，将学生几乎所有的提问可能性都尽可能地覆盖到了。
作为证言新维度最新、使用最先进技术的项目，夏女士的数码重现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即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祭当天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公开。此番首度亮相同时也代表着许多个第一次：这是证言新维度第一次将展示物永久装设在美国境外；这也是屠犹研究基金会第一次为了证言新维度录制非犹太人屠杀幸存者的影像资料；同时这还是证言新维度第一次将自己的语言处理技术运用到普通话之中。对于这些互动式的证言，官方未来也有将其放上网络的打算，不过这估计还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数码重现能得以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中装设，四川天府银行和天府集团的赞助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而这项新技术的引入，可以让那些没有亲历、见证，至今为止都只有被动体验的人，能以更加身临其境的方式感受到那场战争暴行。
「当我第一次看到证言新维度所做的屠犹幸存者（数码重现）演示时，我就马上意识到了将这项技术带给中国人民的重要性，」天府集团董事局执行主席吴昊在屠犹研究基金会的新闻稿中这么说道，「许多人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夏女士的真诚合作，这一切都不可能会实现。」
若是没有不带感情的记录，那历史对想要理清每一丝细节的人们，抑或是那些企图淡化、甚至否认事件存在的唱反调者来说，都将成为一场充满主观色彩的混乱。但即使是这样，原始的陈述亦有其存在的价值，积少成多后它便会形成一种统一的思想。因为（陈述）主观性而丧失的东西，会重新体现在情绪冲击和情感的直观感受之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雕像。
我的祖父祖母也是二战的幸存者，不过他们并非来自南京，而是为了躲避日军侵略广州而逃出来的难民。在听他们讲述日本军人奸淫掳掠的回忆时我还只是个孩子，因此在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该如何去追问什么别的问题。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东西，其实仅仅是一些事隔多年以后零星的口头描述而已。
我的其中一位奶奶当时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在她回去以后，发现家中田里的动物几乎全死了。不管是养的鸡还是狗，都已经不在了，唯独剩下的就只有一头牛。还有一位奶奶那个时候在中国军队里做护士，她当时也曾迫不得已「躲进过山里」。她亲眼见到过死在刺刀下，但依旧端正而「坐」的少年。那种令人恐惧、晕眩的离奇场景，实在太过可怕，让人难以相信竟然会是现实。
当我在美国小学、中学里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课本里完全没有提到日军当年令人发指的行为。相比之下，我祖父母的经历就好像是一段只有我知晓的别的秘史，它见不得光而且不被认可，是那种不能在多种族、非中国人环境中讲出来的事情。
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对这种情况表达了自己的不忿，她在 1997 年时出版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和我一样，张纯如女士也是一个美籍华人。她的父母在南京被侵占前逃离了城市，后来告诉了她日军当年在那里的残酷行径。
张纯如在书中把南京大屠杀展现在了更多的西方读者眼前，她为此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做相关的调查研究，期间还专程飞往南京探访大屠杀的幸存者，而夏淑琴便是她记录陈述的对象之一。《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出版后受到广泛赞誉，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它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拿到了十周第一）。但是在所有声音里，也不乏一些对其历史客观性的质疑。
其中最刺耳的批评来自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干脆就否认了大屠杀的存在，书中任何程度的误差都被其拿来当作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与此同时，一些即便被文字激起共鸣的人也认为张纯如可能太过接近原始的素材，以致于她让情感凌驾于理智的判断之上，并且在本应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以外，还多了一层追究日本政府罪行的美籍华裔积极份子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些，她在书里的笔调可能会对其信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但是当我在读《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时候，张纯如笔下将（幸存者）逝去口述以及我难以理解的童年所闻汇聚成形的文字，和那些体现在字里行间恰如其分的悲愤、憎恶，都让我为之深深地倾倒。虽然从学术角度出发，如此显而易见的怒意可能并不适当，但整本书读起来能让人感到真实，这是那些冷冰冰的重述无法做到的。张纯如希望自己不单单只是记下幸存者眼中的事件经过，她还想让人们在书里读到这些幸存者的伤痛、自尊和人性。
在 Tim O’Brien 的小说《士兵的重负》里（The Things They Carried），有一个章节名叫「怎样去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书中的主人公 ? 一位参加了越战的美国老兵，认为一个好的战争故事必须要抓到那种无法被定性、绝不能轻描淡写的真情实感。
「真正的战争故事是没法一概而论的。」O’Brien 这么写道，「它们不会只是流于概括或分析。举例来讲，人们常说战争就是地狱，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这话看上去完全没错。但实际上它依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没法令我发自肺腑地相信，并没有真正地内化于心。」「这归根结底是一种直觉。」O’Brien 总结道，「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如果是被真诚地讲述，那它就一定能够入人心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张纯如女士后来在 2004 年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过世前她正在进行巴丹死亡行军方面的研究。在那之后，她的母亲张盈盈博士继续积极参与着女儿生前参加的各类活动。因为张纯如努力而引起西方人关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也都没有忘记她，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外竖立着一座张纯如的雕像。而她采访过的夏淑琴日后也将以数码重现的形式「留」在这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
在我跟张纯如母亲通话的时候，她表达出了自己女儿过去常有的那种悲愤：日本政府至今为止都还没有真正向中国人民赎罪。她提到了德国在战败后的去纳粹化移动，认为后者帮助别国抚平伤痛的做法值得被树为榜样。
「日本，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正式向中国和战争的受害者道歉。」张博士说道，「要是你不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话，你未来依旧会再犯同样的错。日本人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历史中究竟发生过些什么。」
尽管日本的数任首相都没有专门针对南京的事件发布过道歉，但对其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还是笼统地表达过迟来的歉意。在 199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的日子，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曾说过：「为了避免将来再犯下同样的错误，我认为应该要谦卑地接受那些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我在这里向这段历史中遭受灾难的人们表达我深刻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之后在 2005 年，小泉纯一郎也有过一次类似的表态。
不过后来安倍晋三在 2007 年时，公开否定了战时强征「慰安妇」的证据。时间转到 2015 年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安倍虽然对日本当年的罪行表达了悔意，但却刻意地没有致歉。
在我问及对夏淑琴的数码重现将在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装设一事的想法时，张博士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和热情。
「这让人很兴奋。」她如此说道，「这比简单的录影来得更好，它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让你好像在向一个真人提问一样。能这样继续保留（证言）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在我们死后，我希望下一代人能继续守住真相。」
张纯如女士于 1998 年在迈阿密达德学院演讲时，曾特意提到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为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所做出的贡献，而且还表达了希望南京幸存者也能利用到类似媒体资源的期许。现在回过头看，她当时还真的是有先见之明。
「Steven Spielberg 创立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来录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在我看来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张女士那个时候这么说道，「历史学家应该效仿他的做法，把侵华日军野蛮暴行的目击者集中起来，留下他们的证言，这样就可以为日后的书籍提供更丰富的原始材料存档。同时这还能保护那些受害者不被未来的修正主义者从历史中消除。不过现在做这件事的机会变得很小了，因为受害者们正在一个个死去。」
南京大屠杀哀悼纪念，2017 年 12 月 13 日。
从 2012 年起，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开始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录制、搜集幸存者的证言。迄今为止他们的存档中已经收入了超过 100 名幸存者的资料，其中一部分已可通过基金会的视觉历史档案服务来查看。夏淑琴女士的首次录制也发生在 2012 年，当时基金会派人前往中国找到了她，并对其证言进行了录像。不过，为了提供更符合数码重现要求的影像内容，夏女士后来也专程飞去了洛杉矶。她在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中心花了五天的时间录制证言，期间每天都要在聚光灯下坐三到四个小时（中间需要休息的时间），让围在周围的相机进行拍摄。最终工作团队总共收录了 13 至 15 小时时长的片段，其中包含有大约 600 个不同的回答。
录制过程中的问题都是以引导利于教育目的的答案为前提来准备，诸如「你几岁了」或是「你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这样的提问都有。团队甚至还以「如果让你问夏女士一个问题你会怎么问」为题，希望从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者那里找寻提问的方向。当然，在录制之前夏淑琴女士是不知道问题内容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能激发其最真实自然的反应。
最终的模拟对话也得到了 IBM 超级电脑 Watson 的帮助，它负责运行一个每次都要用到数百套语言算法的提问、回答系统。而夏女士的数码重现，恰好是首个单独使用 Watson 的证言新维度项目。
「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把提问和最适当的反应联系到一起。」基金会首席技术官 Sam Gustman 说道，「在做访问时，（被问的对象）会有（固定数量的）反应，这是不会变的。但跟其交流的人成千上万，而且会有各种人用各种语言去问那些问题。」
提供给 Watson 的信息越多，它越容易通过计算找到「自然语言」中的规律，也就是那些人们会用来口头交流，平常会说、不用排练的话语。
「在 Watson 成长起来后我们就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都在使用它。」Gustman 说，「它现在被加进了许多东西，以致于已经可以超越我们在背后做的工作。有了 Watson，我们就有了更丰富的功能性。」
「目标是尽可能创造出接近真人的体验。」Gustman 接着说道，「我们会继续在人工智能上花力气，让交流变得像真正的对话一样。同时我们也在改善显示的部分，希望到访者能有一种在面对真人的感觉。」
说到这里，他介绍了一项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中心正在完善的自动多角度立体显示技术。它能向多人同时显示 3D 效果，而且是裸眼不用眼镜或是其它配件帮忙。该技术的一个早期版本，其实已经在 Morgan Spurlock 的 CNN 纪录片《内部人士》（Inside Man）中被使用过了。
那是在 2014 年，到了今天这项技术距离投入日常使用可能依旧需要再多几年的时间。不过屠犹研究基金会早就做好了打算，录下来的原片都会有「未来适用性」。夏女士的活动、面部表情甚至是紧张时的小动作，都会被其身旁各个角度超过 100 台的高端相机捕捉到。这样当合适的技术真正在未来出现的时候，即便夏女士人已不在，存下的多角度 3D 立体影像也能够派上用场。
夏淑琴女士。
每个幸存者的陈述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尤其取决于他 / 她在回顾往昔时会选择以何种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经历。而夏女士之所以会被选入这项计划，也是由于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她因为敢于站出来分享经历、不让记忆被遗忘的举动而为人们所熟知、认可，」屠犹研究基金会的采编主管 Karen Jungblut 这么说道，「她在用自己的故事来警醒世人、促进和平。」
「我们和她一直维持着长久的关系，」在洛杉矶负责向夏女士提问的基金会研究专家方程讲道，「当我们想到要邀请她来（美国）做这个问答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那个时候她已经 87 岁了，就算是直飞的航班也要花 15 个小时才能飞到这里，不过最后她还是坚持来了。」
「夏女士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挽救了她的生命，」方程继续说道，「她说她想亲自飞到美国表达自己的谢意，所以当我们问她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生怕未来有一天她不在了，就不会再有人说起她的经历。」
「她觉得这样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延长了她的一生，」Jungblut 说，「尽管有的时候会很艰难，但她却仍然心怀感激。我相信她现在很乐于讲述自己的故事，去成为这项计划（数码重现）的一分子。」
即便到了今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始统计数字还在被人一遍又一遍地质疑、争论。究竟有多少人被强奸？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死亡的人数到底是二十万？还是三十万？战争中最残酷又极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就在于，这两个数字恰恰会使人变得麻木，令你很难真正解读到背后的东西。它们就好像是站在战争恐怖事实前的怪物，其存在往往会把人吓跑，而不是吸引你更加走向真相。
但个人叙述的出现，会让这些吓人的数字减少一些距离感。在人与人的接触、相互影响中，会诞生出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情感真相。一个人倾诉，一个人聆听，从理解，到反应，一来一往，有去有回。如此原始、本质的东西是很难去否认或反驳的，它能确保受害者，以及他们的人生，他们珍爱的，他们失去的… 通通都呈现在你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真正属于他们应有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在讲述着事实，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带你去往那些不能被轻描淡写、一概而论的真相… 能让你发自肺腑去相信的真相。
图片来源：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夏淑琴女士）；Peter Parks via Getty Images（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雕像）；VCG via Getty Images（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哀悼纪念）
来源: Engadg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