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扶贫济困不只是捐钱那么简单，贫穷也不只是因为缺钱这么一个原因。
更新于2016年9月13日 15:09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周健 为FT中文网撰稿
世界上有一种信仰是通行的，那就是钱。在你面前，放着两叠钞票，谁能告诉我那一叠高尚，那一叠卑贱？奥巴马喜欢美元，金正恩也不拒绝，钱是这个世界唯一没有意识形态、谁也不会拒绝的共同信仰。
所以，无论是作恶还是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愿意拿钱来说事。
前几天，在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老爷湾社一家六口“因贫致死”，先是母亲杨改兰将自己的四个孩子残杀后服毒自杀。几天后，四个孩子的父亲，料理完妻子与孩子的丧事后，再次服毒身亡，八口之家，一下子没有了六个。
事情由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新闻办迅速反应，发出了一份新闻通稿，其中，除了常见的“高度重视”、“及时抢救”等语句外，杨改兰家庭的收入状况是这么说的：
“2014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7741.87元，人均纯收入为4717.7元；2015年其家庭总收入为38164.5元，人均纯收入为4770.6元；2016年1-8月份家庭总收入20120元，其中种植业收入7920元，务工收入6200元，能繁母猪收入6000元。”
单单从当地政府拿钱说事来看，其中就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在通稿中，杨改兰一家2014年、2015年家庭总收入分别是37741.87元和38164.5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717.7元和4770.6元，远远高于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赤贫线标准。但假如我们用康乐县政府的“新闻通稿”先做一道算术题就会发现，杨改兰一家2014年和2015年的总收入，被当地政府平均到八个人身上的时候，不加任何修饰地变成了个人“纯收入”。
改革开放30年，钱是几乎是这个社会唯一的法宝。“钞票化”管理成了一些人眼中社会治理的标准，“一钱遮百丑”，在“钱事”上正确了，一切就都就好办了。然而，数据是台上的表演，“自杀”是台下的现实，杨改兰一家居住的历经三代人、有58年历史的土坯危房，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个柜子。有人说，国家有针对农村的危房改造补助，但是，家徒四壁的她，低保也被评议取消，怎么可能拿出几万块的自有建房款来和国家的补助配套。
贫困和苦难对人来说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穷人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或者说这个社会没有让她看到活下去的亮光。母亲杨改兰之所先把自己的孩子杀死、然后自杀，是因为担心自己死了之后，孩子们更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杨改兰自杀之前说“我的孩子我要带走”，不要仅仅将其看做一种心理不正常，她有这样的想法，正如我们平时所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这个的专业名词叫“贫困的代际传播”。
地理位置、健康疾病和社会沟通能力是造成贫困存在的三个主要原因。而“贫困的代际传播”之所以存在，主要还是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机制不够公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缺少社会反哺性支持和帮扶，几乎没有向上流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儿童，从一出生开始就缺医少药，缺食物，少教育，少社会公共资源。一个连衣服都没得穿、不识字、没上过学的孩子，自然也难以脱离这个家庭贫困的处境。
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播”是扶贫工作中的永久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众说纷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单纯看“钱”是不行的。钱是一个静态指标，而贫困是个动态指标下的相对问题。 我曾在《扶贫，“发钱”之后还需“造梦”》中说过，直接“发钱”是把资源分配的自主权以货币的形式传给了受助者本人，但是，直接“发钱”之后还是需要和陪伴与协助相结合，让受助人变成自我梦想实现家，让公益人成为有情怀的慈善投资人，这也许是切断“贫困代际传播”的一个办法。譬如：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时，如果在补贴之外，还能有慈善公益组织去协助和陪伴贫困家庭把需要筹集的自有资金筹集到，这才不失为一个真正扶贫的行动和计划。
慈善公益组织是政府之外扶贫的主要力量。扶贫需要钱，做慈善公益也需要钱，但是，我们不能只拿钱说话，好像慈善公益组织手里有了钱，这个世界上的贫困就自动消失了。
论钱，2015年仅中央财政在扶贫方面就投入了467.45亿，慈善公益组织那点钱真不算什么。如果慈善公益组织仅仅为多少天筹款多少钱，就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欢呼雀跃、稀里糊涂，而不是琢磨怎么做项目，怎么去真正帮忙倒穷人，就很容易用眼泪搅拌洋石灰，把一户人家住了58年的土坯危房涂抹成幸福的家园，让大家看不到社会问题的实质所在。
“99公益日”，人们在大城市全民献爱心，好像春满人间；在农村一家八口，六人“因贫自杀”。连巴尔扎克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但这是我们的现实，这是我们被撕裂的了的社会，这是我们被扭曲的慈善。
被扭曲的慈善公益组织常常对社会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对捐赠人唱赞歌，有奶便是娘；对技术唱赞歌，把贫困当作筹款的工具。经常，这些慈善公益组织不愿意去听贫困者需要什么，只想按照他们的便利去构想、营造一个自己需要的充满爱意的氛围。
慈善公益是一件严肃和专业的事情，扶贫济困需要有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三个层级的思考。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有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工具。“人人公益”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号召大家凭感觉和冲动“砸钱”，这样的钱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但毫无价值，还会被趋利之徒利用。
慈善公益组织需要专业化，专业化需要专业的人才，但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慈善公益还停留在“一对一帮扶”，“捐款人”不感动不掉泪不捐钱的阶段。我看见一些知名大学的慈善公益学院也这么搞，上行下效，不少公益组织为了获得“善款”，为迎合“慈善家”的泪点，不露痕迹地把自己变成“文艺团体”。
现代慈善组织的出现，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切断“慈善家”和“受助人”之间“点对点”的资助，降低穷人在受助行为中的屈辱感，保护受助人正常而有生活尊严。在慈善公益成熟的国家，“点对点”的资助并不多见，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不同的慈善公益组织在行动。扶贫济困也好，教育发展也罢，这些项目的实施都需要持续和专业的支持，很多细节的处理，也需要有专门的技巧。如果没有这些专业能力的人介入，我们在帮助穷人“疗伤”的同时，又会在无意中用“爱之刀”给他们带去新的伤害。
扶贫济困和社会改良，不是靠“文艺范”的热情和鼓囊囊的钱包就能解决的。要知道，改变一个地区或人的贫困状态，要么是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和倾斜，要么是慈善公益组织多年持续不断地关注与支持，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贫困是与人类社会分配机制相伴出现的毒瘤，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专业，而是把严肃与专业的慈善公益变成一堆钱与数据，很多地方只会“越扶越贫”。
去年5月，大凉山彝族四年级女孩写世界上“最悲伤作文”，有媒体迅速发文说：“国家在2010年-2013年间，仅在10个扶贫项目中就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凉山州教育投入连年递增，一路攀升。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49.5213亿元、66.0375亿元、70.8406亿元。地方政府在2007-2012年这5年来，累积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用数字说话，用钱说话，已经成为政府和公益组织在发生“民生事件”后回应社会的套路，这个演技之所还有掌声，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还有不少情绪派的捐款人认为，只要我们拿了真金白银出来，我们在努力，社会就应该给我们鼓励。
作为一个非公益圈的公益人，我算是很熟悉这个行业了。说实话，这两年，政府为改善民生问题，拿出了很多钱来购买社会服务。雨后春笋般成立的慈善公益组织，不是为慈善公益而生，是为政府购买服务而来，他们拿着政府购买服务的钱把慈善公益组织按照“文艺团体”编制架构，以表面、感动和泪点来展开慈善公益活动。
如果我们的慈善公益组织继续按照“文艺团体编制”行事，如果社会大众还是沉浸在“人人公益”那么简单粗暴的捐款行为中，我能想象，“一家六口自杀身亡”自杀的悲剧还会发生。台面上，我们依然能看到“通稿”中漂亮而温情的“钱数”，掀开桌布，现实却依然是那么的残酷和无情。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扶贫济困不只是捐钱那么简单，贫穷也不只是因为缺钱这么一个原因。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说：每当有人问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什么造成了贫困的时候，我总是清楚地回答，贫困并不是穷人造成的，不是穷人自身的缘故，是由外部因素强加给他们的。我们自己建造的体制导致了贫困，所以不责备体制、却总责怪穷人本身，认为他们自己不学无术，没有做事的能力或技能，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同时，我也要说，虽然体制毫无疑问是贫困最核心的原因，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不缺像《盛世的蝼蚁》这篇被疯传的文章。我们的社会最缺少的是象尤努斯一样的践行者。《盛世的蝼蚁》一文中，一切讨论如旧，煽情的细节加上情绪化思考，依旧把矛头对准了作为众矢之的空泛而非具体的“制度问题”，一篇悲情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推卸了大家的责任，让大家在怜悯中获得了无限的道德优势。
体制是由人来建立的，无论是受害还是受惠，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其中。面对“杀人者母亲”这样的悲剧，指责制度之外，我们更需要思考造成杨改兰悲剧的具体原因。抒情和谩骂都会遮盖很多现实问题，抒情和谩骂都丝毫不能减少“杨改兰们”悲惨的境遇。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曾用名“才让多吉”。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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